本世界纯属非虚构
台湾绿岛人权纪念公园碑文
在那个时代葡萄牙队客场逆转战胜北马其顿，实力浮出水面，有多少母亲，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葡萄牙队客场逆转战胜北马其顿，实力浮出水面的孩子，长夜哭泣。
——柏杨
冷暖人生《流亡的银铃》完整视频
赤色通缉犯
1949年4月的一个夜晚，朱实潜离了自己的故乡，那时他23岁。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永别，离家之前，母亲含泪帮他把学生证牢牢地缝在上衣肩膀里；父亲则连夜把他送到码头，一路离别的沉默。朱实将登船时，父亲忍不住开口，试图留住他。
但摆在朱实眼前的已然没有更好的选项——如果不跑，他会被枪毙。
朱实全家福
（左三为朱实，左二为朱实母亲，中间站立者为朱实父亲）
朱实出身台湾彰化的一个富庶家庭，家中九子，他排行老大。离开时，他还是台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。
时间再往前推一个月。1949年3月20日，台湾大学和台北师范学院两名学生共乘一辆脚踏车，他们被警员拦下后发生冲突，两名学生被拘留。警局门口聚集了大量请愿的学生，警方迫于压力释放了两名被关押的学生并道歉。“单车双载”事件看似和平收场。
几天后，台北各学校的自治会举办庆祝青年节的营火晚会，自我乐竟体育感觉良好的大学生们借此欢庆胜利，晚会迅速演变成全省规模的学生大会。他们合唱“赤色歌曲”《跌倒算什么》、《你是灯塔》——“你是灯塔，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；你是舵手，掌握着航行的方向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你就是核心，你就是方向。我们永远跟着你走，人类一定解放。”
置身于现场的学生们，俨然身处解放区，热情洋溢，激动不已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举动触动了国民党当局最敏感的神经。
1949年3月21，台大、师大两校学生赴警察局交涉现场
1949年的国共内战战场上，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，台湾几乎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了，当局绝不能容忍它的“赤化”。时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陈诚下令，清查主谋分子。
4月5号，清明节。如果不是因为回老家彰化扫墓，朱实很有可能已经被逮捕——他回到师院时，校园几被清空，不少同学“失踪”。他还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：“朱实”与“思想反动、言论左倾”划在了一起。他意识到自己成了当局的“通缉犯”，“这些人抓起来，要格杀勿论的。”
4月6日当天，军警包围各所大学，仅当天就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捕。他们被“装”到卡车上运走，其中七名学生后来被枪决。后来，所有大学均被停课，重新登记整肃，期间又有多人被逮捕，至少19名学生被枪决。和朱实一样，当时被报纸登出的黑名单六人之一的周慎源，在逃亡途中被特务击毙。
这次国民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的行动，史称“四六事件”。台湾学生运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，许多学者认为，这也是台湾漫长的“白色恐怖”时期的起点。
三条路
朱实面前摆着三条路：一是到高山族地区参加游击队；二是坐小船到福建，也是参加游击队；第三条路是化了妆，借别人身份证坐船到香港，再到大陆“解放区”。
朱实没有加入共产党，他对“主义”不感兴趣，也没有拿枪的匪气，他不过是时代大潮里的一个左派青年，流亡的第三条路是他唯一的选择。
5月19日，陈诚颁布了《台湾省戒严令》，自5月20日起在台湾全省包括澎湖列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实施戒严。这一戒严令持续了38年，直到1987年蒋经国“解严”。
1949年9月30日，新政权正式宣告成立的前一天，朱实和两名“同案”辗转抵达天津，受到热烈欢迎。人们告诉这个刚刚从“水深火热的敌占区”逃出的青年，解放台湾指日可待。他 想着，用不了多久，自己就可以跟随“解放大军”回家了。
加入解放军的朱实
1949年底，国民党政权全线撤退台湾，一百多万军政人员和数十万平民一同登陆，之后更大规模地开启了对“共谍”和“赤化”分子的清洗。“白色恐怖”的阴影，重重笼罩包裹着台湾。
次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6月27日，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。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下，不论是“解放台湾”还是“反攻大陆”，都只能成为一句谁都不信的空泛口号，两岸从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“铁幕时期”。
朱实的归家路也断了。
孤儿与庶子
16世纪，葡萄牙人航行途中经过了一座林木繁茂、郁郁葱葱的岛屿，他们用葡萄牙语喊道，“伊尔哈！福尔摩沙！”“福尔摩沙”是汉语中“美丽的岛屿”之意。
“福尔摩沙”这个意指“美丽”的形容词，却在日后成为一个极具殖民地色彩的代称，也变成了台湾民谣歌词中哀愁的意象。
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，中国战败。1895年，两国签署《马关条约》，台湾及澎湖列岛诸岛屿割让日本，“日据时期”开始了。历经明治维新而走向现代化的日本，在台湾这块殖民地上，也进行了现代化建设——议会政治，兴办工厂，实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——毋庸讳言，这一切给台湾人带来了福祉。
然而殖民统治，必然有残酷的一面：日本在台湾全面实行“去中国化”，贯彻日语教育，尽废汉文。台湾人没有平等参政权，沦为“二等公民”。
在长时间的“改造”下，一些台湾人的身份认知模糊了：我们是中国人，还是日本人？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朱实的父亲，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之下，朱实没敢忘记汉字的横竖撇捺。父亲告诉他：“我们是中国人，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就是中国。”
1937年七七事变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；1941年12月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台湾再次被卷入战争的洪流。美军的空袭时常发生，日本在岛内对青壮年征兵……彼时，朱实是台中一中的高中生，飞机轰鸣，防空警报在岛内徘徊，他和同学们都感受得到战争的阴云。
于是，朱实再到文字中寻求力量。1942年，他和两名同学在学校里创立了“银铃会”，出版日文杂志《边缘草》。“以银铃之声慰人心，于苦难岁月，葆持一片心灵绿洲。”
《边缘草》杂志
同样成长在“日据时期”的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在《亚细亚的孤儿》中写道：“命中注定我们是畸形儿，可是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自己不是天生的‘庶子’。”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战争结束。长达50年的“日据时期”也终于落幕，台湾光复。“六百万人以燃烧一般的气势开始学习中文，懂得中文的人主动当义务讲师，无酬给民众教授语言，人人都希望能把台湾建成比日本时代更美好的地方。”吴浊流这样写道。
同年10月15日，国民党部队在基隆港登陆，台湾“改天换日”，数万民众涌向港口，迎接着解放和来自祖国的军队。
“日本国旗降下来了，农妇拿去改成小孩子穿的尿裤，走在路上别人还会笑：你的屁股怎么是红色的！”电影《悲情城市》里，男青年们在酒局上开着玩笑，阴云仿佛要消散了，台湾人“庶子”的命运也要到头了。
然而很快，台湾人发现，“亲爹妈”派来的人，其实也没有那么亲。
部分登岛士兵军纪涣散，不时扰民；一些“党国接收大员”横征暴敛，贪腐横行。包括民众们的政治权利，也在国民党政府全面接管台湾后，比先前“日据时期”还要倒退一些——在日本人那里能拥有的“席位”和“副职”，国民党一来，反而消逝殆尽了。
朱实还记得当时民间流传的顺口溜：台湾光复欢天喜地，国民党来了以后，贪官污吏花天酒地，台湾人感到黑天暗地。
光复之后，台湾反而民怨沸腾
当然，“外省人”们也有一肚子牢骚。这些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人甫一登岛，满眼的日文招牌，和只说日语不懂国语的老百姓，内心的反感油然而生，很多人甚至视台湾人为“汉奸”。
这些鸿沟，明晃晃地横亘在所有人眼前，无法忽视，也来不及跨越。
“ 二 二 八 ” 的伤痕
阴云再次笼罩台湾岛，岛内各种思潮暗流涌动。
光复之后，为迅速恢复台湾的中文教育，大陆一大批老师学生被征调来台，帮助本地青年适应中文学习。与此同时，也带来了左翼思想。
朱实当年的老师叫黄肃秋，从他那里，朱实知道了鲁迅。他将黄肃秋比作藤野先生，如饥似渴地吸取着这位文坛巨匠的养分。
“在时代潮流的奔腾中，青年是时代的光明、时代的力量、时代的良心，新时代将从潮流中诞生。”1947年，银铃会将杂志从《边缘草》更名为《潮流》，刚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本省青年，拒绝再次流于“边缘”，他们要在时代潮流中直面狂风骤雨。
1947年2月27日，台北街头，缉私队员欲收缴寡妇林江迈烟摊上的“私烟”，双方拉扯中，林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，围观市民与缉私队员之间爆发冲突，市民陈文溪遇难。
第二天，近五百名民众来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向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请愿，遭到开枪镇压。事态迅速扩大，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，震惊世界的二二八事件就此爆发。
1947年2月28日，愤怒的台北民众聚集在烟草专卖局
这场由一个小贩引发的巨大事件，凸显了台湾岛当时火药桶一般一触即燃的社会危机。1946年随着国共内战爆发，大陆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台湾。岛内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台湾六百万人口中，近三分之二的人陷于贫困，民怨沸腾。台湾人对国民党由欢迎到失望，最终转向了仇恨。
那天，朱实正在台北师院上课，大家听到电台里广播循环播放，起义者们号召台湾民众共同反抗国民政府。
“武器都在仓库，当时国民党一个中校派来管这个仓库。我们把那个中校抓到以后，叫他把钥匙交出来，我们就武装起来，一起参加二二八起义。”
除高雄、基隆以外，台湾其他地区迅速被揭竿而起的民众控制。然而，3月8日，情势逆转，国民党紧急派部队增援台湾驻军，登陆基隆，进驻台北，对起义民众大规模镇压，二二八事件惨烈收场。
台北街头，被枪杀的政治犯
事件遇难人数至今仍存争议，然而它就此在台湾“本省人”和“外省人”心头，撕开一道巨大的裂口，70年来仍不时隐隐作痛，成为影响台湾几代人的时代悲剧。
“ 风中哭泣的美丽岛 ”
二二八事件之后，民众的愤怒不得已蜇伏起来，但年轻人的内心却不可逆转地转变了。朱实的房间里贴着自绘的鲁迅肖像，从单纯的文学青年变为以笔为枪、批判现实的左倾学生。
在大陆的战场上，国共双方正在军事上角力，而在社会、校园的每个角落，双方的政治力量也在暗中较劲。朱实回忆，那时的台湾大学校园里，就混杂着国民党的眼线和共产党的统战人员，同学们把这些人称为“职业学生”。思想左倾的朱实，自然早已引起了注意，一天一名银铃会会员找到朱实，向他表明自己就是共产党员。
“他叫我入党，那个时候觉悟还没那么高，这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，你要抓起来枪毙的，当时还不敢。”
朱实并无意卷入党派的纷争，他真正关切的是历经苦难的台湾和台湾人，如何在 “庶子”和“孤儿”的宿命中，寻找出路。
电影《悲情城市》中，年轻的男人们喝醉酒时总会说，“我们本岛人最可怜，一下日本人，一下中国人，众人吃，众人骑，没人疼。”
台湾白色恐怖期间，关押政治犯的绿岛监狱
那么，最终流亡大陆寻求解放的朱实，找到那条出路了吗？
1966年，朱实曾因台湾人身份被定性为“台湾特务”，下放到五七干校。1972年7月4号，上海舞剧团赴日演出，“芭蕾外交”为两国恢复邦交铺路。朱实一直深感耻辱的身份印记——流利的日文，这时反而派上了用场，他从干校被调出“监视使用”，成为外交使团的一员。
海峡的另一边，1971年，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，台湾人再一次成为了一种“尴尬的存在”，“亚细亚的孤儿”又一次“在风中哭泣”。
1981年，56岁的朱实终于在日本和70岁的老母亲相聚。此时离母亲为他缝好学生证的那个夜晚，已经过了32年，父亲已经去世，他永远也没等到儿子的消息。
1981年，朱实和母亲在日本重聚
（左二为朱实小妹，中间为朱实母亲，右二为朱实）
1987年7月15日，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。戒严38年间，台湾有2000多人被杀害，8000多人被判了重刑，但是其中不到900人是真的共产党员。
如今的朱实90岁了，这个住在上海的台湾老人，还在怀念着家乡的椰子树和莲雾，怀念着父亲和少年时代自己亲手浇灌的菜园。离开美丽岛时的满头青丝，早成白发，当年的师生朋友，也多已不在人世。朱实觉得，自己身上唯一没变的，就是那始终流淌着的“亚细亚孤儿”的悲情之血。
文字编辑：郑逸桐 视频编导：余晶 微信编辑：田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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