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善事业作为最悠久的乐竟体育社会传统之一 ，它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披荆斩棘，女足队员们向冠军发起进攻他服务，来救助受难者，提升人类的福祉。在近代中国,面对天灾人祸，除披荆斩棘，女足队员们向冠军发起进攻了政府机构出面施办赈务外，还有许多民间组织也投入了大量人力、物力赈济灾民。发端于山东济南的世界红卍字会即是一例。本文拟以绥远红卍字分会为对象，探寻绥远近代慈善事业的宗教背景，梳理其组织机构、措施、运行方式及社会背景，从宗教学角度探析公益慈善事业在维护社会秩序、保障民众生存、维持既有伦理体系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。
一、道院与世界红卍字会
近代以来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自我认同、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三个维度逐渐瓦解，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着既有的社会心理与伦理规范。为了应对这种挑战，从思想界到宗教界都开始做出种种调适，力图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前提下，融合外来文化因素，进而从信仰层面推动社会心理的变革，挽救中华文化危机。
道院起源于山东滨县，1916年滨县知事吴福永与当地驻军营长刘绍基、县署总务科长洪士陶在县公署扶乩时称“至圣降灵”，于是开始了以尊奉“至圣先天老祖”为崇拜目标的创教历程。后来刘绍基调任济南，与洪士陶、济南同善社会首杜秉寅等人为了扩大影响，又开始让“老祖”通过扶乩的形式对外传授“真经”——《太乙北极真经》。传经始自1920年10月，经3个月完成。当时参加传经的杜秉寅、刘绍基、洪士陶等48人，号称“四十八子”。老祖传经完成后，即降训“四十八子”成立道院。济南道院于1921年2月9日正式成立，这48人就成为济南道院的创始人。披荆斩棘，女足队员们向冠军发起进攻他们声称道院“乃一种超宗教、超政治的组织，即在本人类之理智，以寻求真理，而为互爱互助之提倡，以归于正义人道之旨而已”。 道院虽然以“至圣先天老祖”为至高之尊崇，但还崇奉儒、释、道、耶、回五大宗教之创始人，其“五教合一”教义本身就是对在华基督教带来挑战的一种回应。“五教同源”、不同宗教间的平等相处是其显著特征之一。道院试图融合儒、释、道、耶、回五教，“统一学说，贯通教化”，以“内修外慈”、“救己度人”为宗旨，意在“唤起人类互爱互助”，进而“联合世界，拯救世界”，实现世界“大同”理想[①]。道院的萌生，紧紧扣住了“一战”后社会呼吁普世道德及实现人类大同的时代脉搏。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该组织出色的慈善救济事业上，也体现于其极具时代特色的宗教文化观念上。
为了使道院的宗旨见诸实事，道院信徒又联合各地军政商绅，筹备成立世界红卍字会。熊希龄与钱能训、徐世光、杜秉寅、王芝祥、杨圆诚、郑婴芝、王人文等人在1922年10月发起、成立世界红卍字会。世界红卍字会以促进世界和平、救济灾患为宗旨。于北京设总会，分会设于各省县及繁盛区域。世界红卍字会设名誉会长若干人、会长1人、副会长1人披荆斩棘，女足队员们向冠军发起进攻；会长、副会长，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，名誉会长则系聘请。世界红卍字会内部分六部，即总务部、储计部、防灾部、救济部、慈善部、交际部。每部设主任干事1人、副主任干事2人。每部视事务繁简，又酌设若干股。主任干事以下职员，由会长、副会长于会员中聘请。世界红卍字会经费来源有四种：(一)会员入会费；(二)会员特别捐助；(三)补助费；(四)捐募。世界红卍字会会员以绅商为主体，其广泛的社会联系与雄厚的人脉资源在慈善事业的推广、执行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中国传统社会不乏宗教慈善组织，但像道院这样的民间宗教组织专门组织世界红卍字会，从事如此大规模、广地域的慈善救济事业则是前所未有的。在世界红卍字会创办之前，道院除研究道德、文化、宗教之外，就己经在从事社会慈善救济事业，后来其创办世界红卍字会专门从事慈善救济事业，说明道院组织此时不仅仅在模仿效法基督教，而是试图“会通以求超胜”，走出救世的新路。世界红卍字会在组织上分为男红卍字会(即一般指称的世界红卍字会)和妇女红卍字会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男女有别”观念的影响，但也有模仿借鉴来华基督教男青年会、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分。
二、近代绥远的灾荒与兵祸
1926年春夏，绥远大旱，全境庄稼绝收，同时又出现了战乱，战事在奉系、直系、晋系等军阀组成的军阀联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之间展开。由于南方的国民政府在1926年7月誓师北伐，北方的国民军遥相呼应，军阀联军怕受到前后夹攻，就在这年8月份全力进攻驻守北京南口一带的国民军。国民军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，被迫于8月中旬从南口西撤，十万败军路过归绥，退到包头以西的五原一带。随后，晋军进入绥远，11月下旬，奉军又取代晋军，成为绥远的实际控制力量。这些军队“称兵构衅之时，又复到处搜刮……粮秣供给之烦，车驼征集之众，财物损失之多，为从来所未有”[②]。这年，在旱灾、兵灾的祸害下，绥远“遂成饥馑之岁”。次年春夏大风，旱情不减，农田又颗粒无收。“中产已沦为赤贫，能自给者一村百无一二”，“逃亡鬻卖者踵相接焉”[③]。除了上述灾荒，归绥市匪灾也是令人闻而生栗的。民国初年有号称“龙虎五大山”的匪首，即陈得胜（号虎臣）、张耀（号飞龙）、小金子（号宝山）、赵半吊（号青山）、郭秃子（名春山）、徐文标（号松山）、戴海源（号茂山）。这些土匪攻城破县、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小股土匪则三五成群，大多昼伏夜出，打家劫舍、拦路抢劫。《绥远通志稿》就1926年的匪患有清楚的记载：“天久未雨，各县大旱，民心惶惶，各处无赖辈，三五成群，持棍行劫，名曰不浪队，明火抢劫，遍地皆是”[④]。在天灾频仍的1929年，土匪的活动则更为猖獗。11月间，正值天寒地冻，匪首陈得胜聚集了五六百匪徒，在归绥、萨县一带任意抢掠。民众本来在天灾之下已经奄奄待毙，又为逃避土匪而奔波流离，结果“冻毙者极多”。
1929年1月14日上午，“归绥、托克托、清水河各县同时地震，以归属毕克齐镇受灾较重……附近百里内，摆度甚大，为时约五分钟始止。次日又震，连续二十余次”。[⑤]这次地震的震中虽然不在归绥，可是也给归绥带来了一定影响。从春天到夏天，滴水未落。农民入地的籽种甚至是“以子易粟”换来的，可长出的苗却因为干旱大部分枯死了。就在农民们感到收获无望时，1929年8月1日（阴历5月）却意外地“得雨尺余”。绥远建设厅档案中，归绥县县长张锡馀在绥远建设厅的水灾情况报告中说：“8月1日夜，天降淫雨，彻夜不止，山洪暴涨……”。[⑥]托县等地向绥远建设厅报告8月2日的水情说：“……平地皆水，民间墙倒屋塌，黑河又暴涨三尺余，一片汪洋，全成泽国”。[⑦]大雨连下了五日夜，引起山洪爆发，黄河决口，大、小黑河暴涨。水灾给归绥民众造成巨大损失。归绥县长张锡馀在发水的第一天，即8月2日，就归绥县政府附近的情况，向绥远建设厅发了份快电：“山洪暴涨，河水澎湃，职府后马维林家被水冲毁正房六间，马棚三间，损失什物甚多。又民人王同锁菜园地七八亩亦被淹没。上年小西街西口所修大木桥，桥下之柱冲涮欹斜，甲子桥东头全行溃决。职府房屋墙壁坍塌十处”。[⑧]接着，归绥市公安局长卜兆瑞也向绥远建设厅报告：“窃查近日以来，阴雨连绵，山水爆发，职局前草桥，钧厅旁甲子桥，均经冲毁……兹复查育婴堂西原有浅河一道，每逢夏雨，山水多并此河下流，因水小势缓，沿岸居民向未蒙受何等损失，此次大雨滂沱，连绵四昼夜，山水洪涛，势甚猛烈，致将西岸居民的田地、树木、房屋先后被水淹没或冲塌……”。[⑨]大水还把归绥新城东城墙冲毁丈余。南部农村在发水时，由于“归绥南境黑河合流改道，沿岸数十村，举目汪洋，尽入水中，田禾荡空，月余水退，腴田变为砂砾……村民无所栖止，少入城乞食”。[⑩]
从1926年绥远各地遭逢天灾人祸起，乡村饥民有能力有办法的就纷纷前往归绥城投亲靠友，后因灾荒连年，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灾民也往往全村或聚合数村进入归绥城内，灾民所至，街巷为之充塞。绥远赈务会曾对灾民人数做了统计：1927年，归绥县灾民总数达83 127口；1928年，增为104 723口；1929年，再增为106 710口。[11]灾民麇集于县城，无衣无食，乡村灾民的生活同样非常艰难。开始，乡民们以麻籽、油渣、糠秕度日，渐渐吃尽后，各村妇女带头，呼儿结伴，千百成群，到原野山谷间，剥柳皮、剜草根，捡食地里一切能充饥的东西，到后来，“煮草为食者，人皆誉为上富”。[12]
三、绥远红卍字分会赈务活动
1922年春，北平分会设立绥远红卍字分会，会长由王芝祥兼任，[13]此后归绥、包头、五原、临河、兴和、萨县等处均建有红卍字会分会。除归绥外，包头红卍字会分会规模也比较可观。包头红卍字会分会设在东河久长城巷十九号，信徒有700余人，住院者3人，附设学校、诊疗所等慈善事业。信徒“祀奉先天老祖，讽诵太乙真经，以扶鸾为传道之法。分内外功，内功修己，以打坐念经为修己之法；外功度人，以放粥施医为救人之事。”[14]
自1925年后，绥远红卍字分会开始广泛参与归绥地区赈务。十年间，其慈善赈济工作主要包括：（一）灾荒善后，遣送难民。在绥远寄居的直隶、山东、河南各省难民，为数甚多。由红卍字会派员护送，前后计七次，共护送灾民1935名。红卍字会还负责遣送受灾孤儿多次，先期送100名儿童往北平香山慈幼院收养，又将孤儿220名护送至北平，由北平世界卍字会总会转送上海教养。（二）施放赈粮。[15]绥远红卍字会由绥远赈务会协调，与政府机构合作，负责统计灾民情况、发放赈灾粮食。当时，“各县人民以大旱不能得食，匪扰不能安居，托、归、和、武各属乡民逃来省垣者，络绎于途。归绥市公安局以愈来愈多，报会核办，陆续交绥远红卍字会择地安插，由会拨粮救济。自十八年一月三日至十二日，按人每日发给红粮三、四合，约三千数百人，共放红粮一百零二石。仍不时有逃来男女到会乞赈。大口酌给二升，小口酌给一升。嗣以分批散放，群集会所，人多无法应付。并据红卍字会查报，市内灾民数将近万，请示如何维持。经会复拨大宗杂粮，分别散放，遣还乡里，自谋生活。惟留老弱妇孺，使在卍字会、归绥耶稣教堂所办两粥厂就食，日需米粮由会照拨。”自1927年冬至1929年七月止，绥远红卍字会发放赈粮共计1093石者一宗，9403包者一宗，21000斤者一宗，30吨者一宗。（三）施放赈衣。自1925年十一月至1929年十二月止，共发放401套。（四）施放赈款。自1928年六月至1935年十一月，共发放6600元。（五）设立粥厂。在归绥市小召设粥厂一处，共赡给80余万人次。（六）设立收容所，共收养男女老幼4600余人。[16]（七）建立伤兵医院及养病所，治愈兵民500余人。[17]（八）掩埋尸骨。[18]（九）施药。计西药一千磅，中药五百觔，丸散膏丹二万余付。[19]
1934年春，因孙殿英与马鸿逵两军发生冲突，绥西惨遭兵燹。红卍字会中华总会联合察哈尔、绥远、包头各分会组设华北联合救济队，由队长王真皈、副队长叶厚临率领分赴包头、五原、临河等处实施救济。包头因伤兵东下之数日增，总会又汇寄经费、添派医护人员及各种药品，设立收容、治疗各所，收治伤兵5820人，并在城内及车站、郑家营、二里半等地设立施诊所，陆续医治伤病兵民1800余人，施种牛痘500余人，并施送各种丸散药品。此外，救济队还在包头、五原两地掩埋尸体590具。当战事激烈之际，各地食粮被征发殆尽，百姓无衣无食。世界红卍字会总会又筹汇赈款在五原和临河两地施放急赈，共施赈米160石零2斗。[20]
绥远红卍字分会在绥远的发展，与内地相比，在会员人数与赈款筹集方面都有一定差距。然而，由于绥远地区直系、奉系、晋系军阀此来彼去，纷扰频频，加之边疆民族地区受限于客观历史条件，政府机构的社会治理能力不足，民众面临灾荒时的自救能力也较弱，红卍字会以其成熟严密的赈灾机制以及高效的执行能力，有效减轻了绥远民众的苦痛。时人对此，自有公论：“曩岁如十五年之兵匪，十七、八年之荒旱，均为绥境空前巨灾。而院会群众，莫不尽其所能，征集衣粮，助政府以施急赈。故若就其不倦之精神论，则在吾绥民间之成绩，亦固有甚可钦服而赞颂者在焉。”[21]
四、世界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的宗教背景
红卍字会的宗旨，据创会者解释，“红卍字会之创设，系本慈爱之怀，博普施之济，仁心善行，昭然若揭。红色取其赤子之心，卍字抉其不尽之义，此一解也。红色状皎日之东升，自誓无愧吾心。卍字喻四面之同象，用表大同之道，此又一意也。红卍字会重在实行慈济。”[22]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坐言起行的博爱。而其慈善精神源头，则来自道院内道外慈的坛训。道院强调内功与外功并重，内功度己，外功度人，而度人则有助于信徒消弭劫法。“社会慈善之事业，根于恻隐爱人之真性，所谓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也。儒曰仁义，佛曰慈悲，耶曰博爱，道曰为而不有，回曰广仁惠，故入井而救孺子，非有所为而然。人之天性，无不善也，人之仁心，无不有也。道在己立立人，己达达人，视为人生应尽之义务，世有只知度己而不知度人者，皆小乘也，非大道也。同人等于道院中设立卍字会，即本于此。……皈依道旨，舍己救人，自由其真性真理也，欲本其良心而救济社会，则宜以道为皈依者。”[23]以“统五合六”为正义的道院总结儒释道耶回诸教教义，从中发掘出“恻隐爱人”这一人性主题，将助人、救人视为人生在世的神圣义务。
道院视慈善为修行德绩，以慈善为修道正法，提出“功德成仙”这一说法。“偏于内功的以为能静坐功深，就能成圣成贤，成仙成佛，只要独善其身，何必再去行慈渡人呢?那知自古圣贤所抱的志向都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仙佛更是慈悲为怀，常存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宏愿。况且古今的仙佛。尽是圣贤修成的，生前没做到圣贤的程度，身后断不能得证仙佛果位。假使专重静坐独修，只图自私自利，不能推己及人，做那救济的事业，这便成了枯禅偏修，误入歧途了，纵能做到洁身自爱、一尘不染的地位，也不过是一个自了汉，究竟与世界上有什么稗益呢?”[24]信众修行的目标是超越世俗成就不朽境界，然而如何达成这一目标？道院修道法门不同于炼丹、参禅、祈祷、苦修，而是以仁心仁愿救济贫苦无依的人作为修行方便法门，帮助世人解脱苦难，度人也是在自度，度人愈多，功绩越多。功业到了一定程度，自然成就“真人境界”。创立道院、世界红卍字会的杜丙寅、徐世光、熊希龄、钱能训、王善荃、何澍等人，为慈善事业尽心竭力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披荆斩棘，女足队员们向冠军发起进攻他们去世后因功绩显赫被道院系统封为“真人”，这极大地提升了道院信徒的慈善积极性，也从信仰层面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强大的依据。
道院及其外围组织世界红卍字会，出于传教需要、教义推动，从而深度参与了绥远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，宗教外围组织与传道人的价值观已渗透至日常慈善活动中，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受助者，从而维持了传统社会的价值共识与道德驯化机制。
【作者简介】刘春子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助理研究员。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《朔方论丛》（第四辑）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。
[①]纪耀荣：《济南道院暨红卍字会之调查》(手抄稿本)，1934年，现藏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。
[②]绥远省通志馆：《绥远通志稿·军事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[③]绥远省通志馆：《绥远通志稿·灾异》卷29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[④]绥远通志馆：《绥远通志稿·民变》（卷73）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[⑤]绥远通志馆：《绥远通志稿·灾异》（卷29）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[⑥]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历史档案，“绥远省建设厅档”，1929年。
[⑦]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历史档案，“绥远省建设厅档”，1929年。
[⑧]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历史档案，“绥远省建设厅档”，1929年。
[⑨]呼和浩特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，“归绥警察局档”，1929年。
[⑩]呼和浩特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，“归绥警察局档”，1929年。
[11]绥远通志馆：《绥远通志稿·灾异》（卷29）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[12]归绥地区传唱民谣：《民国十八年》，描述了灾年民众惨状。“民国十八年，绥远遭年限。几年无收成，百姓遭劫难。扶老又携幼，啼饥又号寒。卖儿又卖女，爹娘泪涟涟。骨肉两分离，心肝肠欲断。”
[13]王芝祥，（1858－1930），清末及民国政要。字铁珊（《绥远通志稿》误记为“铁山”），直隶通县（今北京通州）人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举人。先在河南任知县，后调广西为知府监司。辛亥广西独立后1911年11月被推为广西副都督。袁世凯当政，王组织统一共和党与中国国民党合并，任国民党理事。后曾任国民党理事、京兆尹，1924年为侨务局总裁。此后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，任中华红卍字会总会会长，并创办分会数十处。
[14]孙斌：《 包头市志》卷五《神教志》， 远方出版社， 2007年，176页。
[15]绥远通志馆：《绥远红卍字分会历年办赈事略》，《绥远通志稿·赈务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[16]太平召设男子收容所一处，万盛合巷设妇孺收容所一处，从事收养，为期三月余，始行给粮遣散。
[17]1930年武川县城被土匪攻陷，该会又派员往赈。并设立临时医院于武川，时经两月，治愈军民达200余。1933年孙马战起，该会救济队随大队前往五原、临河、磴口等处服务。
[18]1935年协同商会建筑公墓七所，掩埋无主枯骨四千余架。
[19]1929年十月成立施诊所，就诊者日有二三十人。
[20]上海市档案馆馆藏：《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分各会最近赈济工作纪要》，档号Q120-04-00091。又《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分各会历年办理临时赈济工作一览表》，档号Q120-04-00437。
[21]绥远通志馆：《绥远通志稿·宗教》（多神教）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[22]世界红卍字会香港分会编：《道院卍会提要》，1957年，476页。
[23]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编：《世界红卍字会史料汇编》，2000年，第88页。
[24]张灵泳编：《救济须知·道旨浅说》，济南慈济印刷所，1933年，第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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